胡愈之:革命预言准过毛泽东

论坛出处: 作者: 时间:2013-06-30 18:57:29

传奇人物胡愈之在1948年做的革命预言比毛泽东还准。



  

  摘要:给我最大的震撼是,于友先生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:胡愈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预言家,或曰战略家。比如,1948年在国共决战的关头,毛泽东公开预测,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有两年。但胡先生分析,再有一年就足够了。


胡愈之:革命预言准过毛泽东

  本文摘自:人民网,作者:俞晓群,原题:《传奇胡愈之:1948年做的革命预言比毛泽东准》

  1986年1月15日,胡愈之先生患气管炎住院已经半个月了。他的精神很好,上午还与邻室的叶圣陶先生笑谈,活到90岁,没有什么不治之症,已经是人生的幸事了。没想到第二天,胡先生突然病重,遽然离世。医生说,是70多年的吸烟史造成的痼疾,是尼古丁要了他的命。这让我想到邹韬奋先生的一段回忆,那是在1932年,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开会,会上有两个人吸纸烟,“他们都不用火柴,一根刚完,即有一根接上,继续不断地接下去”。他们正是鲁迅与胡愈之先生。

  一晃25年过去了。前些天有人对我说,听说你在写“新中国60年出版家”,胡愈之先生可是一号人物。我就想,为什么是“一号”?是因为他漫长而富于传奇的革命经历?是因为他曾经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?是因为他创刊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新华月报》、主编《知识丛书》、出版农历《东方红》首印150多万册?是因为他1952年反对滥禁书刊,为《新逻辑学》、《红楼梦研究》、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《田径训练图解》等图书解禁?还是因为他亲手为新中国建立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出版体制?

  我觉得,这些还难以体现一位所谓“一号人物”的基本特质。我写出版人物,一直坚持一个理念:在出版官员与出版家之间,并无必然的递进关系;职务性的例行公事,不足以反映一位出版大家的文化风貌。那么,胡愈之先生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?

  上世纪初那一代出版人,大多与商务印书馆相关,胡愈之先生也一样。1914年在他18岁的时候,经张元济先生批准,他以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。那时他的本名叫“胡学愚”。作为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青年,他能做什么呢?在6小时工作之余,他一头钻进商务编译所的图书馆涵芬楼拼命读书。在1915年~1918年间,他不但熟练掌握了英语、日语和世界语,还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160多篇著译文章。1918年,他开始以“胡愈之”为笔名发表文章。据说他这样做,意在表现对胡适先生“适之”的进化论观点的不满,而“愈之”就有了革命的意义。胡先生写作既勤且快,仅在1923年,就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60多篇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。

  胡先生如此超人的才华源于何处呢?有人说,源于他的天赋。他三四岁开始识字,5岁即能吟诗对句,被誉为神童。后来经常有人评价他“头特大,有异秉”。与他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茅盾先生曾回忆说:“他身材矮小,头特别大,脸长额宽……总拿着什么外国报刊,低头疾走,不大跟别人招呼。”1939年,邹韬奋先生在《我们的胡主席》一文中也写道,他有“诸葛亮”的绰号,“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”。“头大”说的是脑容量大,它的潜台词是一个人“天赋的才智”,或曰天才。毋庸讳言,胡先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,无论他做什么,一定会出类拔萃。

  胡愈之先生之出版成就

  先说办报刊。胡先生似乎有这方面的天赋,据记载,他在读小学时,就在家中编辑过《三日家报》和《家庭杂志》。在他70余年的出版生涯中,创办或主编了许多报刊,有些报刊非常有名;而且他创办报刊的数量之多,也排得上“中国之最”。从1920年他与人凑钱为家乡办《上虞声》到1984年创办《群言》,60多年有几十种之多,其中包括1949年创办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新华月报》。

  再说书籍出版。在这方面,胡先生也是一位奇才。1924年为纪念《东方杂志》创刊20周年,由胡先生主持编辑《东方文库》,计82种,100册。1933年~1935年间,由于邹韬奋先生流亡在外,胡先生在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,出版图书700多种,被邹韬奋先生称赞为我们的“诸葛亮”,有无限的“灵感”;被胡耐秋先生称赞为生活书店的“总设计师”。另外,1926年胡先生还参与创办了开明书店,为其制定经营方针与出版计划。他在法留学期间,抽空在巴黎学习精装书的装帧技术,写信传授给开明书店的同仁们,被章锡琛先生称为“开明书店的参谋长”。

  回顾胡愈之先生的出版业绩,有3部书必须提及。一部是1937年10月,埃德加·斯诺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在英国出版。当时斯诺先生在上海,他收到样书后,送给胡先生。胡先生立即组织王广青、林淡秋、章育武、吴景崧、胡仲持、许达、傅东华、邵宗汉、倪文宙、梅益和冯宾符11位译者分头翻译,他本人也以“陈仲逸”为笔名参与其中。为了顺利出版,胡先生把书名改为《西行漫记》。他还为此书专门成立一家出版社“复社”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,就推出了新书。当时资金不足,杜月笙先生资助1000元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  另一部是1938年出版《鲁迅全集》。这部书稿600万字,由巴人、许广平编辑,拟出版20卷。胡先生也把它放到复社出版。为此,他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。一是请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出面支持;蔡先生还题写了书名,并且在序文中写道:“最近时期,为旧文学殿军的,有李越缦先生,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。”再一是组织陶行知、王纪元、巴金、茅盾、周恩来等人四处推介,书还未出,已实现认购百余部,预收款4万余元,孙科、邵力子等国民党人都认购了10套,保证了全集的出版。

  还有一套重要的丛书,即《知识丛书》。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,胡先生编书之心不死。1961年,他召集包之静、王益、王子野、陈翰伯、陈原、金灿然在四川饭店吃中饭,提出由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《知识丛书》的创意。计划每年出五六百种,编委会中包括茅以升、竺可桢、华罗庚等,一共56人。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开办公会,专门研究《知识丛书》出版的事。时任副部长的周扬先生说,由胡愈之做主编,“这等于有出版界的‘佘太君’出来挂帅,太好了。”胡先生亲自请竺可桢先生写《物候学》。丛书版式由范用先生设计,封面以蓝、绿、黄、红4种颜色分类。第一本是王力的《诗词格律》,后来还有金开诚《诗经》、杨伯峻《文言文法》、沈起炜《文天祥》、李俨《中国古代数学简史》、林森木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》和华罗庚《运筹学》等,一共出版30多种。时至“文革”,丛书出版戛然而止,这也成为胡先生一生编辑工作的绝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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